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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能的情形是,上述两个效应在任何经济当中都同时存在,唯一的区别也许是在不同的经济甚至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效应占主导。如果一个经济的市场机制相对健全、监管框架相对成熟,大幅降低金融抑制的程度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但是如果一个经济的金融市场机制、监管框架尚不成熟,完全放开不仅不能带来好处,反而有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市场化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改善效率,但伴随市场开放而来的是市场的波动和风险增加。举个例子。很多国家都在开放资本项目,但这经常会带来汇率的大起大落和资本的大进大出。有的国家很容易承受这样的变化,比如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而有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资本项目放开以后,很快就发生了金融危机。所以同样的政策带来的后果是不一样的,抑制性金融政策的作用机制也是这样。

目前看,未来的走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量:第一,从大方向来说,既然中国的金融抑制已经变成限制经济增长和影响金融稳定的重要因素,下一步就应该往市场化的方向走,这个应该没有什么争议。所谓往市场化的方向走,主要是三句话:一是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二是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三是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这三点都是要往市场的方向走,让市场来配置资源,让市场的规模扩大,改善监管体系,未来在这三个方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也不是简单地往那里走,在走的过程中需要考虑哪些适合、哪些不适合中国国情。过去40年的经验已经表明,不能认为政府在金融体系中发挥作用就一定是负面的,其实是一个动态的过程。1978年改革中国没有选择一步到位的休克疗法,即便到今天,恐怕也不是可以一放了之的事情。政府在金融体系中究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需要更多深刻的思考。在市场化的过程中,有许多特殊的现象和关系需要应对。比如资本流动是不是要完全自由,如果金融体系不够健全,一旦出现资本大进大出,就容易影响金融稳定,这个时候选择适度的对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反而可能是有益的。再比如国有企业改革,官方文件提出了“竞争中性”的概念,这是很好的改革方向,但什么时候可能真正做到“竞争中性”,必须有一个客观的估计。在这个过渡阶段,完全放开来不见得是好事,比如利率市场化以后,如何应对国有企业非市场化的行为?也许适当的政府干预仍然是必要的,目的是既要保持金融稳定,同时又不对金融效率造成太大的影响。

利率市场化日拱一卒,留下的都是硬骨头和深水区,既考验决策层的风险考量,也考验市场的预期博弈。但改革只要是沿着市场化的方向坚定前行,秩序就会自我生长,制度就会自我进化,我们就能在增长中消化成本,在发展中解决问题。责任编辑:杨希 1904183207

2018年12月我们刚刚庆祝过中国经济改革开放40周年。这是因为我们认为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经济改革政策的起点,当然也是金融改革政策的起点。但在当时,中国的金融体系基本上就是一家机构,叫中国人民银行。这家金融机构大到什么程度?它当时占到全国金融总资产的93%,当时它既是一家商业银行,同时也是一家中央银行。直到1984年1月1号,中国人民银行才一分为二,一半变成了今天的工商银行,一半变成了今天的中国人民银行,把商业运行和政策决策这两个功能给分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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